——第二十個記者節(jié)感言
在歷史宏大的敘事中，有一種職業(yè)人應(yīng)運而生。他們在穿越歷史的明暗里，如清晨的霞光熠熠生輝。這就是新聞記者。
1936年，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陜北。延安，這座貧困而荒涼的小城，一下子進入了人們的視野。國際上的有識之士開始思考：重慶和延安，誰才是中國抗戰(zhàn)勝利的希望之城？為了尋找答案，1936年7月，美國記者埃德加·斯諾沖破國民黨的重重封鎖，冒著生命危險，踏上了前往陜甘寧革命根據(jù)地的路途。在延安，斯諾第一次見到了毛澤東。在這片對外界來說還十分神秘的土地上，他看到了讓他十分不解而又為之震撼的一幕：毛澤東簡陋窯洞里全部家當(dāng)是一卷鋪蓋、幾件隨身之物，周恩來和戰(zhàn)士一樣睡著草席土炕，朱德用著馬尾制作的牙刷，彭德懷穿著降落傘改制的背心……他在《紅星照耀中國》（又譯《西行漫記》）中寫到，他“發(fā)現(xiàn)了一種革命力量”，并稱之為“東方魔力”。斯諾和他的《紅星照耀中國》，讓全中國看到了另一種前途，也讓全世界看到了一個不一樣的中國。
1935年7月，《大公報》特約記者范長江離開成都，開始了一次冒著生命危險的遠行。他踏上征程，想不到的是，這一次遠行竟然走了2000余公里、10個多月。他按圖索驥，追尋著紅軍的足跡，走過江油、平武、松潘，翻越祁連山，繞過賀蘭山，之后又將腳步邁向更西部的敦煌和更北部的包頭。他試圖發(fā)現(xiàn)真相，無意創(chuàng)造歷史。他把沿途自己親眼目睹和耳聽的見聞寫了出來，這就是《中國的西北角》。范長江和他的《中國的西北角》，在當(dāng)時的中國，第一次客觀正面積極講述了共產(chǎn)黨、紅軍，比斯諾的《紅星照耀中國》中文版還早一年半。
1965年12月17日，在蘭考縣委會議室里，穆青第一次聽到焦裕祿的事跡。大家說著哭著，會議室里哭聲一片。穆青坐不住了，他放下筆，不停地掏出手帕擦眼淚。他走到焦裕祿曾經(jīng)坐過的因肝癌劇痛頂出窟窿的藤椅前，久久無語。接下來，他和同事冒著嚴寒，沿著焦裕祿走過的路，訪問焦裕祿慰問過的農(nóng)戶，尋找焦裕祿的足跡和精神。穆青說，不把這篇文章寫好，簡直對不起老百姓。1966年2月7日,人民日報、新華社同時推出《縣委書記的榜樣——焦裕祿》；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打破常規(guī)，占用新聞節(jié)目時間，播出了《縣委書記的榜樣——焦裕祿》。穆青和他的《縣委書記的榜樣——焦裕祿》成功塑造了重大典型焦裕祿，穆青也被譽稱為“焦裕祿式好記者”。
斯諾、范長江、穆青，他們雖然國籍有別、年齡各異、時代不同，但這些絲毫不影響他們成為新聞記者的標(biāo)桿和典范，成為新聞戰(zhàn)線獵獵迎風(fēng)的旗幟。
傳遞信仰、倡導(dǎo)正義、說明真相、表達事實，這些新聞記者的共同責(zé)任和使命，可能不是范長江、穆青等人發(fā)起的，卻是由他們來實現(xiàn)的。
不管時代如何變遷，但新聞記者的責(zé)任和使命從來沒有改變過，只不過被賦予新的時代特征。在新中國第二十個記者節(jié)到來之時，關(guān)于新聞記者的責(zé)任與使命，更加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，也更加被賦予新時代新的豐富內(nèi)涵。
愿我們不忘肩頭責(zé)任——這份責(zé)任就是黨的新聞工作者的初心和使命。不忘初心，方得始終。銘記“舉旗幟、聚民心、育新人、興文化、展形象”“15字使命任務(wù)”和“48字職責(zé)使命”，提升腦力、眼力、筆力、腳力，做一名忠誠于黨和人民的新聞工作者。
愿我們不滅心中明燈——這盞明燈就是黨的新聞工作者的信仰和夢想。信仰如明燈，夢想如晨光。在網(wǎng)絡(luò)時代，新聞輿論格局重塑，媒體格局重造。作為黨媒和黨的新聞工作者，我們要勇立潮頭，當(dāng)好“定海針”、“壓艙石”，做一名有信仰有夢想的新聞工作者。
愿我們不負時代重托——這個重托就是黨的新聞工作者的堅守和奉獻。堅守是一種境界，奉獻是一種品格。聽人民群眾訴求心聲，替黨委政府解難分憂。大局大是大非面前分得清、把得住，不為所惑、難為所動，堅守傳統(tǒng)媒體、搶灘新興媒體，做一名能堅守能奉獻的全媒體新聞工作者。
今天，我們向新聞界同仁送上一份真摯和暖心的祝福。
前路宏闊，錦繡迤邐。我們沐浴春風(fēng)，記錄歷史，燭照現(xiàn)實，不懈書寫新時代的華章和詩篇。
致敬，第二十個記者節(jié)。致敬，新聞記者。
你我正青春，策馬赴遠行。（懷新平）
